社鼠与猛狗的融合是发展中最大的管理瓶颈

东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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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 社鼠与猛狗的融合是发展中最大的管理瓶颈

　　 《韩非子》，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典故：

　　桓公问管仲曰：“治国何患？”对曰：“最苦社鼠。夫社，木而涂之，鼠因自托也。熏之则木焚，灌之则涂毁，此所以苦于社鼠也。今人君左右，出则为势重以收利于民，入则比周谩侮，蔽恶以欺于君，不诛则乱法，诛之则人主危。据而有之，此亦社鼠也。”故人臣执柄擅禁，明为己者必利，不为己者必害，亦猛狗也。故左右为社鼠，用事者为猛狗，则术不行矣。

　　齐桓公，春秋五霸的头一号人物。管仲，春秋时期的大人物，其帮助齐桓公奠定了霸主的基业。而他也是古代政治家中，少有的理财高手，把齐国弄得很有钱，齐桓公国库里总是满满的。

　　据韩非子的记载，齐桓公问管仲说，治理国家，最害怕什么呀？管仲告诉他，最怕社鼠。社鼠是什么鼠，这么厉害？社，是古代的祭祀的场所，有很多冷猪头、冷馒头，装修也不错。可惜，社里面的老鼠也多——社鼠。这帮老鼠很难对付：用火烧，很可能把社里的木梁也烧了；用水淹，又怕把墙上涂的东西泡坏了。不用说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机构、一个企业里，要是有几个社鼠，估计就要“一颗鼠屎弄坏一锅粥”了。

　　看来，社鼠的可怕，并不在于它牙齿多厉害、繁殖能力有多强、跑得有多快、耳朵有多尖，而在于它无形之中，要挟了“社”这个大大的人质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回〈曹阿瞒许田打围〉里面，有一段典故。曹操和汉献帝一起出去打猎，曹操用汉献帝的弓箭射中了一头鹿，群臣光看了弓箭，以为是汉献帝射中的，都祝贺“万岁”，没想到曹操却跃马上前接受“万岁”的赞誉。关云长火气大，想上前杀了曹操这个权臣，结果被刘备拦住了。刘备的理由就是“投鼠忌器”——为了砸痛一只老鼠，打烂一堆名贵瓷器，未免不大划算。其实，估计刘备忌汉献帝这个“器”是其次，忌自己的“器”才是首要。

　　其实，这并不能全怪社鼠，究其根源，可能还在“器”、“社”的身上。也许有人问：为什么不养猫？其实，对于国家、企业来讲，所有的皇帝、老板都未尝没想过养猫，而且养的猫还很多。可惜，有时候，常常是猫养得越多，麻烦越大，最后猫反过来成了最麻烦的事情。原来，所有的老鼠都是由猫变来的。

　　举两个例子，看看猫是如何变成老鼠，再变成更高一层社鼠的。宋朝的时候，地方上有州，也有比州更低一级的县。我们知道，宋太祖赵匡胤，是陈桥兵变、“黄袍加身”夺来的皇位。他特别注意吸取唐朝末年、尤其是五代十国的地方上藩镇割据，尾大不掉的烂摊子。在他眼里，估计这些藩镇、地方官、包括他自己，都属于让皇帝头疼的“社鼠”。

　　宋朝开国后，赵匡胤“杯酒释兵权”，把地方实力派、中央实力派的权力都给收了。那么，地方上的州、县，派谁去管呢？赵匡胤采用了一个土办法：他从中央派文官去治理，比如李三，他是中央某部的官员，这个官职照当，但派他去某个州、某个县临时管理，这叫“知州”、“知县”。赵匡胤的用意是，这样一来，这些知州、知县定然不会成为尾大不掉的地方实力派。在他眼里，这些知州、知县是他派到地方上去的猫。可是，久而久之，这些“猫”，渐渐地也变成了老鼠。

　　另一个例子，是明朝。东厂、西厂、锦衣卫，这些现在听人仍然有点毛骨悚然的特务机构，都是明朝朱家皇帝养的猫，数量最大、权力最大，可是，这几大特务机构，后来都成了咬烂大明王朝这栋大厦的硕鼠。看来，民间小偷小摸、鸡鸣狗盗的田鼠并不可怕，在庙堂之上、公司高层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社鼠才可怕，而由猫变来的鼠，则是害中之害。

　　

    其实，这社鼠与猛狗又何偿为宫中所仅有。 我们看看身边， 几乎到处都有它们的影子。哪个当官的、老板的身边，不围绕着一群这样的亲信、心腹？这些人，将当官的忽悠蒙了，将下边的真实情况一律予以隐瞒，报喜不报忧，所以当官的、企业老板只能做他们手中的牵线木偶，听任他们的摆布；对下呢？则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式，卖弄权柄，恣意胡为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这些人，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愤怒与憎恨。可是，想除掉他们，他们头上又罩着保护伞；不除掉他们，这世界上还有何公理可言？他们就成了当官者身边的猛狗，谁想傍前，都会先遭到这帮猛狗的撕咬，将你咬得伤痕累累，血肉模糊，说不定还会要了你的身家性命。而那些有德有才的人们，空有报国之心，却无用武之地。没有办法，惹不起还躲不起？只好忍气吞声，或夹起皮包走路。

       (接楼下)

东承

   （承楼上）

   如此说来，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？其实也未必。京剧《徐策跑城》里有一句戏文，说得十分有理：“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是非善恶人尽知。血海深仇终须报，也分来早与来迟。”一旦恶贯满盈，天地也将难容。子曰：“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连上天都讨厌他了，他的末日还会远吗？而那“天”， 就是老百姓。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同他们斗，多大的社鼠，多凶的恶狗，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，什么样的神也保护不了他们。实在不行，干脆连那神像也一起掀翻。而当权者一旦知道他那班左右的胡作非为会危及他屁股底下的宝座，绝不会等闲视之，说不定会自己挥动胳膊，将那班鼠狗之类轰了出去。清了君侧，贤德之士自然可以近得身来。

       社鼠与猛狗的融合对社会的危害很大，养猫、清君侧，或者周期律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。无论是国家、地方、社区，还是企事业单位，唯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，旗帜鲜明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、社会主义的人民经济、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，以无产阶级的道莅天下，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组织，优先发展管理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，才是振兴乡村经济，破解三农难题的致胜法宝。

        温馨提醒：有些私企老板和官员一提毛泽东思想、社会主义政治、人民经济和人民民主，脑筋就短路。其实，这些管理思想和运作体制，无论是在党政机构、公有企业，还是私有制企业中，一样适用，一样是战无不胜的致胜法宝，只是你缺少这方面的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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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附：

      韩非子《猛狗与社鼠》原文及翻译

      韩非子

      原文：

      宋人有沽酒者，升概甚平，遇客甚谨，为酒甚美，县帜甚高，著然不售，酒酸。怪其故，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。倩曰：“汝狗猛耶？”曰：“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？”曰：“人畏焉。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沽，而狗迓而龁之，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。”

      夫国亦有狗。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，大臣为猛狗，迎而龁之。此人主之所以蔽胁，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。

      故桓公问管仲①曰：“治国最奚患？”对曰：“最患社鼠矣。”公曰：“何患社鼠哉？”对曰：“君亦见夫为社者乎？树木而涂之，鼠穿其间，掘穴托其中。熏之则恐焚木，灌之则恐涂阤②，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。今人君之左右，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，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，内间主之情以告外，外内为重，诸臣百吏以为富。吏不诛则乱法，诛之则君不安。据而有之，此亦国之社鼠也。”

      故人臣执柄而擅禁，明为己者必利，而不为已者必害，此亦猛狗也。夫大臣为猛狗而龁有道之士矣，左右又为社鼠而间主之情，人主不觉，如此，主焉得无壅，国焉得无亡乎？

      尧欲传天下于舜。鲧谏曰：“不祥哉！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？”尧不听，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。共工又谏曰：“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？”尧不听，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。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。仲尼闻之曰：“尧之知舜之贤，非其难者也。夫至乎诛谏者，必传之舜，乃其难也。”一曰：“不以其所疑败其所察则难也。”

  （节选自《韩非子》）

   译文：

       宋国有个卖酒的，卖酒器具量得很公平，接待客人态度很恭敬，酿造的酒很香醇，(店铺门前)酒旗悬挂得很高。积贮很多酒却没有人来买，(时间一久)酒都变酸了。(卖酒的)对这事感到奇怪，他向同住里巷且知道这事的老人杨倩打探。杨倩说：“你养的狗凶恶吗？”卖酒的说：“狗凶恶，那么酒为什么就卖不出去呢？”杨倩说：“人们害怕你的狗呀！有的人打发自己的小孩，揣上钱，拿着壶，前往打酒。但你的狗窜出来咬人，(谁还敢来买酒呢？)这是你的酒卖不掉最终变酸的原因。”

       国家也有这样的恶狗。有才能的人怀着治国的本领想要禀陈(大国的君主)，使大国的君主能够明晓(治国的方略)。那些大臣像恶狗一样窜出来咬人，这就是人主受到蒙蔽和挟制，因而那些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重用的原因。

       因此齐桓公问管仲说：“治理国家最担心什么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最担心的是社坛的老鼠。”桓公说：“担心什么社坛的老鼠呢？”管仲回答道：“君王也看见那社神吗？立起木头，再给它涂抹上泥灰，老鼠(却)穿行在中间，挖洞托身在里面。用火熏烤却怕烧毁了木头，用水浇灌却怕毁坏了涂泥。这就是社坛的老鼠不能被杀除的缘故啊。现在君王身边的人(就是社鼠)，他们在朝廷外为求威势重权，便从百姓中收刮财富；他们在朝廷内就相互勾结，来对君主隐瞒他们的恶行。在朝廷内的(奸人)窥探君王的心思来传递消息给朝廷外的(权臣)。在内在外均造成他的重权，朝廷众多官吏都认为这样的人是富有权势的。(这样的)官吏不诛灭就会扰乱法度，诛灭了他们君王又不安逸。(他们)依靠了国君以保有权势地位，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的社坛老鼠。”

       因此国君的臣子掌握大权，进而能行专擅或颁禁令，确实能为己用的必定使他得利，不能为己用的必定陷害，这就是(国家的)猛狗啊。那权臣成了猛狗来咬有才能的士人，身边的奸人又成了社鼠来窥探君王的心思，国君还不察觉，像这样，国君怎么能不被蒙蔽，国家怎么能不遭灭亡呢？

      唐尧想要将天下传给虞舜。大臣鲧进谏说：“不吉祥啊！谁拿天下去传给一个匹夫呢？”唐尧不听取(这种蒙蔽君主的意见)，发兵将鲧诛杀在羽山的郊野。共工再进谏说：“谁拿天下去传给一个匹夫呢？”唐尧不听取(这种蒙蔽君主的意见)，又发兵将共工诛杀在幽州的城邑。因此天下人没有谁敢再说不要传天下给虞舜。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：“唐尧了解虞舜贤明，不见得是很难的事。到要诛杀进谏(错误意见)的人，一定要传天下给虞舜，才是真正难的事啊。”又说：“不因那怀疑的危害到那考察到的，(这)就更难啊。”